一再证明,各个国家只有相互学习交流,才能取得长久的进步,才不至于落后挨打。
这是朱翊镠决定出使他国的动机。
简单地说就是要推行外交。
其实,明初的外交有意沿袭元代的规模,但在邦交理念上又有所不同。
明太祖积极、主动发展与藩国的邦交关系,对周边国家采取“不侵占”的态度,并在《皇明祖训》中开列了十五个“不征之国”,试图构建一个以中国为主导、有等级秩序的、和谐的理想世界秩序。
明廷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和平外交模式,影响有明近三百年。
但“不征”只是明廷对内设定的最优外交目标,并不意味着完全排斥武力。
明廷的目的在于以武力为后盾,力争以不动兵戈的方式实现威服众邦,构建以明帝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格局。
而具体交往模式的选取,又与交往对象在明朝外交层级中的位置有关。
明成祖朱棣登基后,锐意沟通域外国家。在郑和之前,他派遣尹庆于永乐元年(1403年)出使了古里(又称古里佛)、满剌加(当时尚未建国),又于永乐二年(1404年)出使了爪哇和苏门答腊。在郑和下西洋初期,明成祖又发动了南征安南(越南古称),将之纳入明王朝版图。
“郡县安南”之后,明朝从陆路近可制占城,远可控满剌加,为郑和后续的下西洋活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,使西洋朝贡体系得以顺利建立和巩固。
但随着大明王朝国力的衰退,外交规模日渐式微也是不争的事实。而且外交理念与西方国家又大大不同,甚至背道而驰,结果朝着两个方向发展。
以后来历史的发展为鉴为依据,西方那种倾向于侵占、扩张、积累式的外交,或者说“野蛮”式的外交,似乎比大明所谓的“不征”要更胜一筹。毕竟后来的落后挨打是事实,而落后挨打之后再反省去学习,相当于绕了一个大弯子。
朱翊镠深知历史的走向,当然不会继续海禁乃至闭关锁国,对外界一无所知,想着一定要积极地推行外交。
即便廷议上有反对的大臣,但也只是走走形式让他们畅所欲言。
朱翊镠是不会听那些大臣的。
在他看来,出使他国交流学习是历史大势所趋,而且适当时刻也要扩张积累,他绝不会逆历史潮流而动。
当然,在廷议之上,朱翊镠没有提到扩张积累,只说出使他国。
而且在此基础之上,朱翊镠决定逐步解除海禁,促进海上贸易。
这一政策主张,依然有支持有反对的,可朱翊镠的决定不会改变。
朱翊镠的强势,在推行京察时,朝中大臣就已经见识过了。
所以反对的大臣虽然大有人在,但反对的气势却相对不足。
还有一个重要原因,由于朱翊镠的先见之明,实在过于“妖孽”,所以朝中大臣包括大明子民都打心里认可朱翊镠的强势,或者说打心里佩服。
毕竟朝中大臣没有一位有朱翊镠懂得多,对国外的形势别说能道出个子丑寅卯来,让他们胡扯都扯不出两句来。
朱翊镠就不一样了,什么都是张嘴就来,而且有理有据,还时不时地从嘴里蹦出一两个闻所未闻的词语。
试问那些反对的大臣又哪有多少底气?以致于反对的声音虽然有,虽然可以说出来与大家一起讨论,但别说朱翊镠原本就打算将反对的声音屏蔽,即便他不这么做,又有多少人真有那个实力与他争辩出一二三来?
如此一来,关于出使他国的决议,包括与之伴随的逐步解除海禁的政策,在廷议上顺利地通过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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